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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的头三个月，夏朝阳见了小刘28次。他把手机号留给小刘，不时半夜被叫醒去“救火”：小刘偷了商店的钱，被店主抓个正着、报了警；小刘到废品收购站偷纸箱子，又卖回收购站，老板发现后把他送到派出所……

嫌疑人有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当时只有三四岁。钱平珍注意到，嫌疑人被判刑后，妻子也离家出走，奶奶照顾两个孩子，爷爷到处打零工养家。

平坝区人民检察院的办公楼里也装修了一个房间。阳光从宽敞的窗口射进来，照到明黄色的墙壁上。窗边摆着几十盆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，一面墙上贴着一张“顶天立地”的大树贴纸，这是“许愿树”。墙上贴了许多彩色的便利贴，那是孩子们的愿望。房间另一头放着沙池，旁边还摆了整面墙的沙池道具——这些都是心理咨询师做心理疏导的工具。检察官在这里讯问、询问未成年人，或跟孩子们谈话。

过去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仅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。2015年5月，最高检出台《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》，要求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对象范围全覆盖。未检工作的范畴逐步扩展到涉罪未成年人、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其他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。

x巴克app破解版黑科技导航计鸿201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工作，当时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相关案件。面对这个孩子，计鸿既心疼又不知所措。她想帮帮这个孩子，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
钱平珍家访时看到，老人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房子里，没有太多像样的家具。家里还用着老式的电视机，房间里系了一根竹竿用来挂衣服。

计鸿注意到，人社、妇联、团委、关工委等多个部门都有救助未成年人的责任，但各部门互不了解，力量较为分散。她想，可以创办一个专门的工作室，集合这些社会力量，给未成年人提供更专业、更全面的救助。这一想法得到平坝区人民检察院的支持。

女孩当时在学纹眉、美甲技术，全靠双手工作。但在那场案件中，女孩出于自卫本能，用手护住头，双手受伤严重。再加上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这个17岁女孩的头上冒出了白发。

2020年，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在当地一所医院建了“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中心”。跟医院病房和传统的询问室相比，这里布置得更为活泼、更有童趣。救助中心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，避免不同办案部门重复询问、给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；医生也可以在救助中心的检查室里为孩子检查身体。

夏朝阳把小刘带回自己家。他看到，当这个孩子被人好好对待时，会变得不一样：他会自己叠被子、洗碗、煮面条，不惹事。夏朝阳出去讲课，小刘给他当助理，打打下手、维持秩序。

夏朝阳关注小刘三年多，至今还在跟小刘保持联系——这是他关注最久的一个个案。他听说，小刘现在跟同学的关系很好，老师还夸小刘自律。

计鸿和同事了解这一情况后，为女孩申请到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。检察官们还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、民政局、团委等多个部门，又为女孩筹集了5万元。

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，增设了“未成年人特别程序”，开始推进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措施，司法领域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。

王晓瑶去年年初成为向阳花未检工作室的负责人。这位有10余年工作经历的女检察官过去办案时，关注的主要是“技术问题”：程序是否合法、量刑是否精准、法律适用是否准确……

钱平珍支持两个孩子向母亲提起诉讼，要求母亲支付抚养费。法院支持了两个孩子的诉讼请求，母亲每月支付1200元的抚养费。钱平珍还将孩子的情况反映给当地民政部门、教育部门，为孩子提供低保和补助。

王晓瑶梳理案件情况时发现，在未成年嫌疑人和未成年受害人中，留守儿童的占比都很高。办案之余，她和同事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偏远的乡村学校，给孩子们上法治教育课。

这几年，“向阳花”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。“学校、社区遇到处理不了的未成年人难题，会想起‘向阳花’，给我们打电话求助。”计鸿说。

检察官们希望最大可能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。王晓瑶经常到公安部门了解辖区内的治安情况，分析哪些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较为突出。她不厌其烦地联系村委会、学校，带着课件，去那里讲课。

未检工作中有很多充满挫败感的时刻，尤其是涉罪未成年人的工作。王晓瑶形容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时就像“一拳打在棉花上”。一个男孩因犯罪被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后，王晓瑶格外关注他，一周跟他视频聊天一次、一个月见一次。不到两个月，男孩又因为盗窃被抓，数罪并罚，判了实刑。

小刘上课时被老师批评，一拳重重地砸向瘦瘦的老师。他还搬起凳子扔到楼下，险些砸到人。学校不敢留小刘继续上学，又拿他没办法，只好给向阳花未检工作室打了电话。

向阳花未检工作室将小刘的案例交给夏朝阳后，这位有十余年咨询经验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照例先去做家访。原来，小刘的父亲坐牢、母亲不知所终，小刘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缺乏父母的关爱。

2021年，夏朝阳所在的安顺市家庭教育协会跟向阳花未检工作室合作，这些熟悉青少年心理特征的专业人士开始介入未成年人的救助、心理疏导等工作。

2022年，当地一个男性持刀砍伤一名17岁女孩，导致女孩重伤。嫌疑人按照程序被逮捕、宣判，但他没有赔偿能力。受害女孩的家境也不富裕，母亲到处借钱给孩子治疗，后来因为欠费，女孩面临停药。

计鸿在实地走访时还发现，案发酒吧及辖区内很多酒吧都没在门口张贴“未成年人禁止入内”的标识。她就此提起公益诉讼，并提出检察建议，要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履行职责。

女孩当时在一家酒吧被砍伤，酒吧老板明知嫌疑人持刀，却没有尽到安全义务。计鸿建议女孩向酒吧老板提起民事诉讼、要求赔偿。她作为检察官，也履行了支持起诉的职责。

在后来的办案经历中，计鸿看到许多令人痛心的事实：在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中，性侵案件格外突出。她一次又一次体会到那种心疼与不知所措相交织的感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