寄生下流

乡村振兴无疑是需要年轻人的，需要他们向内扎根、向外链接。乡村振兴和青年返乡所呈现的种种问题，意味着乡村绝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。

寄生下流伴随着社交媒体上关于乡村美好生活的图文、短视频广泛传播，“青年回流乡村”成为热词。有在城市近郊租一块地，周末前往山野间体验耕种的“周末农夫”；有工作灵活，带着电脑前往乡村的“数字游民”；也有一面在乡村感受自然，一面从事其他工作的“半农半×”青年……

事实上，不少年轻人以“候鸟双栖”模式在城乡之间切换，一边体验乡村慢节奏的生活，一边也离不开城市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艺术资源；根据“DNA数字游民公社”团队在2023年发布的调研，浙江省安吉溪龙乡的“数字游民”社区里，每个人平均停留的时间为58天。这意味着，真正将所有的生活场景交给山川和土地的人并不多。

在乡村建设上，乡村虽然成为年轻人创新的实验场，但大多数人只具备理论知识，没有几代人传承的土地智慧。有的年轻人推广水果、蔬菜种植，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果园管理经验和有效的运营策略，最后只剩下凋敝的大棚和开垦过的山头；小型民宿开发，在项目市场定位上出现偏差，最后潦草收场；乡村文旅开发者、运营者想把自然和农业资源转换为市场优势，但项目本身未带给农民足够的附加利益，导致与村民产生隔阂。

一部分年轻人满怀理想来到乡村，探索亲近人与自然的理想生活样本，但谈及后代的成长发展，还是选择让孩子在城区接受教育；在乡村数字游民社区，社区成员多是内部之间达成合作交流，习惯了城市里开放又独立的人际关系的年轻人，也不一定能适应乡土依然存在的熟人社会。

不少乡村一线的建设者反映，乡村实践需要具备沟通能力，能够在政府、市场和居民之间穿梭的“中间人”。在各地乡村，也能看到不少“新村民”成为蛰居多年的老居民。他们组织“新村民”建立村学和亲子教育中心，尝试在当地成立村企联合体，耐心地向村民普及生态农业理念。

在政策层面，对于那些向往乡村的年轻人，政府和相关部门可在政策上提供创业补贴、金融贷款等便利，并提供特色农业、农村电商等相关产业培训机会，鼓励他们从流水式的体验到本土化的扎根；在民生和产业上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，解决乡村的产品供给到教育、医疗等综合保障等民生问题；在村民权益上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、合理分配乡村产业收入、提升转变农业结构。

然而，就像朋友的提问，如果我们真正成了“新村民”，到底能够在乡村停留多长时间？又将为真正的“老村民”和乡村带来哪些影响？

在我们谈论“新”“老”村民，谈论年轻人在乡村的“离开”与“留下”时，不应该将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对立起来。城乡的生活可以是流动的，是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择。年轻人参与乡村振兴，既不应该带着“高人一等”的心态，也决不能把它当成城市竞争失败的退路。随着更多人在乡村找到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联结，也许某天，更多经过乡村的年轻人，决定在乡村停留更久一些。